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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是啊，老赵。”坐在王主任旁边的大夫把钢笔搁在病历夹上，“你说的这个沈青梧，我们不认识，也没见过她干活。

    你说她在军区医院做过类似的手法，好，我们信，但四肢的弹片处理，和主动脉弓旁边的弹片处理，是两码事。这个不用我多说吧？”

    “而且你知道的，这个病人是上头重点关照的对象。部里专程打过电话来问过情况，手术方案要报上去备案的。

    这要是中间出了事，我是说万一，咱们都不好交代。”

    “上头”两个字一出来，会议室里几个人的表情都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不是畏惧，是明白这件事的份量又重了一层。

    苏振邦不是什么普通病人，他的治疗过程从头到尾都被盯着。

    手术成功，是协和的功劳，是外科团队的水平。

    手术失败，追责的时候不会有人管你用了什么方案、请了什么人、有多少客观困难。

    他们只会看结果，病人交到你协和手里，你协和把他治没了。

    到时候谁来扛？

    赵学礼一个人扛得住吗？

    就算他扛得住，在座的每个人能心安理得地说“这事跟我没关系”吗？

    老郑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两下，他刚才对方案的质疑最多，但现在反而沉默了。不是被说服，是在心里算一笔账。

    这笔账不光是医学上的风险收益比，还有更复杂的、不能摆在明面上说的东西。苏振邦的手术如果按照常规方案来做，就是他们之前提过的体外循环深低温停循环。

    失败了，那是现有医疗条件下的无奈选择，没有人能苛责。

    但如果用了赵学礼这个“新思路”，请了一个实习生来做术前处理，失败了，那就不是“无奈选择”，是“决策失误”。

    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实习生的方案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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